作者:邢小群
自跨入新千年,中共治理时期的延安历史研究逐渐成为热门领域。众多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珍贵的回忆录接连问世,学界对此的关注热度持续攀升。深入挖掘第一手史料,无疑是推动研究迈向新境界的关键。在此领域,《萧军延安日记1940—1945》(牛津出版社,2013年版)的公开发表,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。
理由有三:
一是这部日记是当时同步的笔录,非后续的追忆之笔,因而其真实性更为可靠。日记内容逐日记载,始于1940年8月15日,终至1945年11月10日,分为上下两卷,总计百万余言,篇幅堪称空前。
二是作者笔耕不辍,其动机并非为了博取众人关注,而是旨在自我积累感悟,留存一份人生的智慧备忘。因此,在记录见闻时,作者直言不讳,将思想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。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等领域,以及人际关系、情感纠葛,细节丰富,气象万千,色彩斑斓,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、具体、感性地去了解延安文化。
三是作者身份特殊,既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很多直接交往,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涡,又尚未加入中共,保持着独立作家的客卿身份,臧否人事,无拘无束。
萧军(中)在讲武堂
自1937年中国共产党接管延安以来,逐步构建起一套党、政、军、民、学等各界均由党统一领导的体制。在这一体制之下,作家和艺术家纷纷申请加入中共,形成了一股潮流。众多青年纷纷奔赴延安,积极寻求加入党组织;更有甚者,历经重重困难,从国统区远赴延安接受审查,以期恢复党籍。然而,也有几位知名的文艺家在延安并未萌生入党的念头,如诗人塞克、音乐家贺绿汀、画家张仃,以及萧军。萧军在日记中,细致地记录了自己在入党问题上的思想挣扎和情感起伏。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。
一、作家不是属员
萧军,东北辽宁人士,本名刘鸿霖,诞生于1907年。1935年,他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问世,赢得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赞誉与热荐,自此声名鹊起,蜚声文坛。
鲁迅离世之际,抗日战争随之爆发。1938年,萧军心生前往五台山开展游击战的念头,却因交通封锁而滞留延安长达半个月之久。在此期间,毛泽东先生曾亲临招待所进行拜访。
1940年,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向萧军透露,他已被列入重庆国民党的黑名单。在董必武等人的精心安排下,萧军携妻子与女儿重返延安,由此开启了长达五年的延安岁月。
萧军、王德芬于延安桥儿沟
抗日斗争是彼时中华民族的首要使命,萧军作为最早推出抗日文学作品的左翼作家,声名远播。抵达延安后,他即被分配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,亦即“文协”。在此之前,他曾当选为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(简称“文抗”)成都分会的理事,抵达延安后,则荣任“文抗”延安分会的理事。在那个时期,实行的是供给制,尽管生活水准并不奢华,但萧军却得以温饱无虞。
萧军在给胡风的信中提及:“此地的居住条件颇具优势:首当其冲,衣食住行无需担忧;再者,无需频繁躲避警报;最重要的是,这里少有突如其来的灾难,夜晚无需关门,便能安心入睡。然而,我依旧觉得这里并非我的归宿,内心总是渴望去往更远的地方。有些人一到此地便深深扎根,并预备着继续生长,例如周文便是如此。”(见P89)
萧军到延安后受到各界重视,许多集会都请他到场发言。当时萧军从思想上愿意逐步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,但是在组织上却无意入党。他对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纪律约束,对首先是党员,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。他在人格上仍然师从鲁迅,保持着明确的作家独立意识。他提醒自己在延安从事文艺运动“ 勿甘心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,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”(上P12)他在日记中说:“我不愿成为他人衬托的存在。展望未来文坛,那些才华横溢且颇具骨气的作家,恐怕都不会归属于国民党或共产党,这两个党派中留下的,可能只是些平凡之辈!我感受到,在党的氛围中,形式主义、机械主义、官僚主义和人情主义盛行。”“这里渴望入党的人众多,他们夜不能寐,泪流满面,实属可怜。”(上P1)
真正的艺术家在精神上往往是孤独的。曾有一次,他对好友舒群坦言:“你或许会像柴霍夫那样,成为人类的知己,因为你总能与人亲近……而我,恐怕更像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,我越来越感到孤独,也越来越渴望向人类传递教诲……人们对于这样的人,总是保持着一种遥远的敬意。”(P123)
“身为一名作家,我不仅致力于推动社会的进步,更肩负着监督社会的重任。我追求与众人平等,既不渴望成为领导者,亦不愿受人支配……这里的‘权位’氛围过于浓重……(见上页P129)。萧红时常给予我鼓励,她是一位兼具正义感和文艺气息的杰出人物。”(见上页P130)
曾留学法国的作家李又然曾对萧军倾诉:“毛主席待我,真是与众不同啊!——他屡次询问我——我与他的关系,建立在深厚的人情之上。”萧军听后,虽口头上应允,心中却不禁暗自哀叹:权势者的一丝温情,对受者而言竟是如此宝贵!人类这种感恩的情感,既珍贵又令人感到几分悲哀。(见上P424)
毛泽东对萧军的《论终身大事》一文给予了赞扬,萧军起初内心充满喜悦,但很快便自省道:“这或许是一种缺乏自主的感恩情绪。”(上P432)
萧军时常向亲朋好友表达他的坚定信念:“无论身处何时,一个人都不应放弃自身的尊严,‘堕落’不过是自我毁灭。”(上P18)“我们这类人并不适宜长久停留于此……然而,当前的环境实在难以改变……”(上P53)“欧阳山投身宣传部的工作,这让我在感情上再次受到了冲击。我决心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,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作家。”
“作家虽无需摆出傲慢的姿态,却绝不可丧失自身的身份认同,沦为一名普通的下属。”(上P130)
“我的伴侣,他属于民族,而我,属于全人类。我肩负着将整个人类的文化、文学引向正轨的重任,为其指引方向,奠定基石。这份雄心壮志将驱使我不断向前,却也可能在途中将我压垮。”(上P357)
毛泽东先生对我,仅知晓我为一介忠良,性格豪迈、忠诚坦率,充满力量。至于其他,便不得而知了,这或许是因为他未曾读过我的“作品”,故而未能洞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”(上P479)
丁玲
与此同时,萧军与部分党员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冲突,这让他深感伤害。在与丁玲谈及自己的感受时,他直言不讳:“我所遭遇的几位党员,他们总是对我造成伤害,从上海左联时期至今,我无法不对他们心生厌恶,尽管我所厌恶的只是个别之人。此外,我对这里的氛围也感到格格不入,迟早我必须离开,因为它正在损害我的精神自尊。他们——这些党员——似乎总怀有一种观念,即乐于助人、养活他人,而非寻求他人的帮助,这实在令人悲哀。……我并不愿意像所谓的‘士’那样受人供养,我能够自食其力,我渴望构建属于我自己的精神空间……”(上P129)
在河畔,萧军与丁玲并肩洗着衣物。目光相触间,他的内心涌动着思绪:“她心系她的党,甚至愿意向那些最不齿的党人屈服;而我,我珍视我应有的自由,我绝不愿意将这仅存的一丝自由也献予党。”(见页码P80)
在延安,萧军不仅致力于创作其长篇小说《第三代》,还深入探究延安及边区的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动态,撰写了一系列杂文、剧作、诗歌等作品。他热心投身于“文艺月会”的筹备工作,创办了《文艺月报》,并创立了“鲁迅研究会”,担任《鲁迅研究丛刊》的主编,组织了星期文艺学园,为文艺爱好者授课。1941年,他更是荣膺边区参议员的职务。作为一位知名人士,他频繁受邀参加各类会议,并在会上发表演讲。他言辞直率而犀利,从不掩饰锋芒,因此树敌众多。然而,他坚信自己的真诚。
萧军曾感慨道:“在延安,对我持有敌意的,言语间流露出不满;而对我表示同情的,却只能深藏于心。”“我逐一盘点着我的对立者,仿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:首先,是郭沫若所代表的势力;接着,是田汉的系统;随后,是阳翰笙的阵营;再来,则是国民党的势力;紧接着,是成仿吾的系统;随后,是周扬的团体;然后,是萧三的势力;紧接着,是山西阎锡山的集团;最后,是茅盾的系统。”(见第99页)。
萧军曾深思:“面对革命政党中的败类,固然应与之抗争,却绝不能波及整个党派!美与丑,总在相互依存中并存;往往,美丽的花朵是在丑陋的污秽中孕育而生。”“共产党人中,有人曾伤害我、羞辱我、忽视我……然而,我对党的信任并未动摇,反而愈发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卑劣、平庸、危机……但这更让我难以割舍……我必须坚持斗争!”“我对这些共产党人的个人期望已不再过高,因为我更加了解他们。他们大多平庸,缺乏独立的精神,缺乏教养,长期受制于旧社会的熏陶,是那些在旧社会中被培养出来的相对优秀之人。他们的能力也仅限于此。他们仍在不断学习,不断进步……”(见上页P71—72)
萧军与丁玲因《文艺月报》之事发生争执。他心中暗想:“或许他们现在不再需要我们,党内的团结已渐成气候。”对于党外身份,他极为敏感,原本融洽的交往一旦出现分歧,便迅速萌生内外有别的念头。尽管如此,他并未打算从党外转至党内。“我无需在那些‘党人’中间寻觅‘友谊、公正、同情’。”(见P120)
总而言之,萧军在前两年的延安生活中,将自己的人格定位在独立之精神,并力求在思想上超越任何党派之界限。
二、延安令他反感。
在萧军的《日记》中,记载了诸多在延安目击的负面现象,既有个人经历中的不快,亦有关注他人遭遇时的愤慨与不平。
某日,萧军前往合作社购置物品,途中经过一座坡地,只见山上警卫营的士兵正往下投掷石块。萧军遂上前质问,却遭一士兵拦阻,不准其离开。他欲求见长官,亦被拒绝。士兵称其不够资格见毛主席,洛甫亦不允许其登门。情急之下,萧军欲与之动武,亦遭对方拒绝。他愤慨地说道:“这简直是流氓行径!”情绪激动的萧军找到洛甫投诉。尽管那名士兵受到了批评,但他内心却深感受伤:“我感到这些人根本不是‘八路军’,简直就是一群低级的野兽!他们身上看不到一丝教养的痕迹!我不相信他们对老百姓会不进行欺压!就凭他们在‘中央’门前如此行径,其他地方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 “我必须离开这里,因为这里给我的侮辱和伤害是我从未经历过的。而且,我无法发出任何声音!”“我宁愿去国民党监狱住下!因为那些人是敌人!我不愿再在这里接受所谓的‘优待’!”(上P28)
曾有一回,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“悬挂于洞穴中的横梁之上,已是整整一昼夜”,萧军前去说情,起初遭到拒绝,最终方才得以释放。他愤然写道:“我对这些小党人厌恶至极,他们既无能为力,又品行不端,还装模作样,若有良机,我必痛斥他们一番”。(见上126页)“我必坚守本心,与世俗之风进行不懈的斗争!”
初抵延安之际,草明女士遭遇了萧军对她及孩子的安置不满,孩童不幸染病,萧军因而愤慨不已,直言“离去的决心再次燃起”。他下定决心,在延安的逗留“最多不会超过两年”。
他感慨道:“我衷心期盼革命能够取得胜利,我愿意看到他们茁壮成长……然而,我忧虑这里的医院、传达室、戏院、饭馆……无不显露着官僚气息、混乱无序、粗俗不堪、缺乏教养……唉!丑恶似乎在此汇聚!”(上P174)
“午后,我来到了河西谷,尽情游玩了许久。途中偶遇一位尊贵人物的妻子,她驾驭骏马疾驰而去,目的地是高级干部休养所。然而,此地竟无作家专属的休养之所。看来,无论身处何方的特权阶层,总是不吝啬于将最优质的资源留给自己。”(上P175)
萧军探访即将临盆的妻子芬,返程后感慨良多,于笔下勾勒出医院里的种种丑态:“午后,我探访了芬,在医院中耳闻了许多令人不齿之事!(1)有些人自诩为‘小鬼’的母亲,日复一日,五次往返于厨房,烹煮各式佳肴,罐头、牛乳、鸡蛋、香肠一应俱全,就连馒头也是洁白如雪。(2)据‘小鬼’所述,她们家购买鸡蛋时,往往以筐为单位,每日清晨以牛乳、鸡蛋和饼干为早餐。(3)那些产后的女性,生产时不仅有专人照看,门前更配有持枪卫兵守护。产后,她们大摆宴席,邀请宾客。就医时,她们总是乘坐汽车直入医院,不拘时间。(4)一位法院院长的妻子独享单间,彭家伦的妻子生产时也如此。总务人员烟不离手,购买十几元一斤的鱼,各式蔬菜更是从西安等地运来……尽管他们的津贴不过区区四元或五元。我深知,这种丑恶现象无处不在,这也让我明白,中国革命的征途仍然漫长。(上P200)
萧军目光锐利,不容沙粒蒙尘。面对此情此景,他深感自己与党的距离非但没有拉近,反而在不断拉远。
三、毛泽东的礼遇
萧军,一位自负之人,将自身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,比作高尔基与列宁间的纽带。他言道:“列宁对高尔基的尊敬,并非偶然,高尔基之所以能与俄共产党携手,与其说是出于共同的信仰,不如说是基于深厚的私人情谊。”(上P207)他对延安的情形颇有微词,认为“他们未能真正理解‘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’的精髓,未能充分发挥党内外人士的长处,使之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”(上P208)他渴望为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提供援助,突然想起要与洛甫、陈云等人再进行一次交流,但又觉得此举或许徒劳无功,于是决定直接寻找毛泽东……“我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破冰者。”(上P211)
于是,萧军向毛泽东致信,恳请进行一次面谈。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:“我需将诸多事宜向上反映,同时亦需深入剖析自我。我必须洞察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,以便确定我未来的立场与抉择。……我愿化身堂·吉诃德,为那些微不足道者伸张正义,此任务非我莫属。唯有伟大的行为方能孕育伟大的作品,唯有伟大的精神方能成就伟大的事业。我决心勇敢地承担起人类守护者与监督者的重任,我能够!”(上页P212)
生活琐屑,精神受到压迫。”毛泽东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关切,并询问:“为何不能为作家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?”萧军认为毛泽东对此类问题“感到非常忧虑”,并举例说明,“从文协负责人是谁都不知道,丁玲的工作调动不知情,对艾青、罗烽等人的到来也不了解,就是证明。”(见第225页)毛泽东的及时回应让萧军对他产生了好感,并感到亲切。随后,萧军还向毛泽东写信,反映招待所条件艰苦,以及文协女秘书因提水而提前分娩的情况。
萧军此时甚至萌生了影响和塑造毛泽东的念头,他在信中附上了12期月报,并表达了新年假期拜访的意愿:“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,若要改变所有党员的卑俗倾向,必先从改变他本人入手。”(上P361)为了深入了解共产党,他潜心研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著作,并购买了联共布党史。同时,他坦承自己崇拜的偶像在思想领域包括苏格拉底、耶稣、马克思和列宁。(上P357)
萧军性格感性,与周扬意见不合,撰写了反驳文章,却未能发表于《解放日报》,此事令他倍感挫折,遂决意离开延安。1941年7月下旬,他向毛泽东请辞。在毛泽东询问缘由时,萧军倾诉了延安文艺界的派系之争及个人苦闷。他还向毛泽东询问:“党是否有文艺政策?”毛泽东立刻挽留他,并请他协助搜集文艺界的意见,为即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做好准备。在此期间,萧军与毛泽东的见面和通信变得尤为频繁。
在那个时期,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均处于僵持状态,延安则成为了相对稳固的后方基地。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,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决策权,从而拥有了思考军事之外事务的闲暇时光。萧军的一次不经意提问,触发了毛泽东撰写一篇重要文章的灵感。他着手制定党的文艺政策,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献,便是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这篇讲话最初影响了党内及解放区的文艺方针,随后又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文艺政策。这一影响程度,远远超出了提问者萧军的预期。
王德芬回忆,毛泽东曾突然对萧军提出:“萧军同志,你考虑过转换职业吗?”“转换什么职业?”“加入党组织,担任公职。”萧军回应道:“我性格中过于追求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,就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,难以忍受束缚,恐怕届时连我自己也难以控制。我宁愿保持党外身份,继续前行。感谢您的认可!”毛泽东则表示:“你若何时想通,随时可以提出,我们随时欢迎。”
萧军心想,“毋庸置疑,若我投身党组织,不出十年,定能攀升至高位,然而我并不情愿。我害怕屈服或放弃那自由之身,用以猛烈抨击恶势力。我深知这将使我变得庸俗,乃至在文学领域自我毁灭。我还是选择在文学的旅途中继续前行。”(上249)
萧军与毛泽东的交流频繁,其中一次深入的交谈持续了五六个小时。毛泽东感慨地说:“我真是太不自由了,一切都得听‘决定’!每个字都要经过讨论……”他回忆起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时,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:“那时候,我只需提起手提包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……”萧军回应道:“正因如此,即便我三年未曾接受官职,这份职业若非有毛主席的扶持,恐怕我也难以维持……”萧军深知毛泽东对他的理解。他在日记中坦诚写道:“我无需隐瞒什么,因为我并无他求。对于所有人,我都能交心便交心,不能则罢。”(见上P453)
毛泽东在处理党内与党外的交往时,态度迥异。在党内,他秉持威严;而在党外,则显得格外谦恭。不仅对待萧军如此,在与其他党外资深人士或知名人士的互动中,他同样注重给予对方应有的敬意。
在性格层面上,毛泽东或许对萧军那独具特色的独立性格颇感认同,萧军的坦荡与直率更成为了他洞察真实情况的重要途径。因此,毛泽东当时欣然与萧军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私人友谊。据萧军的日记所述,他出入毛泽东的住所颇为方便,甚至有时会一同参与打麻将。记得有一次,李讷生病,毛泽东面露疲惫,却仍耐心倾听萧军那连绵不绝的言辞。
丁玲恢复党籍遇到麻烦,很痛苦。萧军让她冷静,不要冲动。他说:“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……这不能比恋爱,也不能比结婚……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,结一百次婚,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……”(上P51)萧军对入党问题是认真的,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。反过来他对毛泽东说:“你们在政治上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她,她是我们党中难得的瑰宝,她代表着这个时代女性在信仰的十字架上承受苦难……”他感慨地说,毛泽东“似乎也被我的这番话所触动。”(见上452)
有一次在毛泽东那里,吃了两盅酒,萧军对毛说:“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……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、丁玲、瞿秋白一些事,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看是不满意的。”毛说:“我在党内曾遭受过十一次处分,但我始终未曾发表任何意见,未曾向他人透露我的想法,因为那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……”“的确如此!比如说,你我之间的对话也是有边界的,假如你不是肩负重任的人,我们或许能从手淫话题聊到人生哲学……而现在,你已不再完全属于自己。”萧军感慨地说,他从鲁迅那里学到了坚强,而从毛泽东这里则学得了柔韧。(上P403—404)
但是,萧军对毛泽东还是有误读。1942年3月杨家岭解放日报召开座谈会。毛泽东在场,博古有个检查。而后,萧军第一个发言。他说:“博古同志提到党报党性不足,我个人却觉得它过于强烈,近乎孤立的火车头,失去了列车的陪伴。在边区办报,我认为应适应现有环境来决定其形态……党的政策是统一战线,但这份报纸似乎并未遵循这一路线……我期望未来的《解放日报》能更具魄力,视野更开阔,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携手合作。”(见上页P433)此次座谈会的背景是毛泽东对《解放日报》的“党性不强”表示强烈不满,而萧军的观点与毛泽东相左。
许广平、萧红、萧军(自左至右,后排)与海婴于1937年新春伊始,于鲁迅先生墓畔合影留念。
四、王实味事件
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然落幕,然而,原本计划踏上旅途的萧军却未能成行。这背后的原因,在于他对王实味事件的干预。
昔日,王实味于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野百合花》等文,犀利地指出了延安某些阴暗之处,此举激起了党内激烈的批评。面对指责,王实味心中不平,愤而提出退党之请。李又然遂托萧军向毛泽东求情。萧军拜访毛时,毛起初似乎显得疲惫且略显烦躁,或许是对他多此一举感到厌烦,然而萧军却并未理会这些,他严肃地将自己的意见向毛表达。毛回应道:“我党有规定,入党无自由,退党则有自由……若他执意退党,我们亦无可奈何……其中恐怕还有其他问题。”(见上P487—488)据王德芬回忆,毛泽东曾对萧军言:“听闻王实味涉嫌托派,调查正在进行。此事你最好置身事外。”
萧军本来已经不准备再介入。中央研究院通知“文抗”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。萧军进了大礼堂,几百人围了一圈,王实味坐在一个躺椅上,苍白细瘦病歪歪的。大家向他提出质问,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,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,七嘴八舌乱乱哄哄,秩序很乱。此时“一个女人叫嚷叫他去自杀……”萧军不能忍受,终于发言:“主席,这是不行的,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大家再反驳他……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呀……!你有理论还怕他说话吗?”但他的发言被打断。萧军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对王德芬说:“这他妈的开会的什么会,简直像狗打架倒屎盆,哪像个最高学府!”“不料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,向党组织汇报了。过了几天,中央研究院的人拿来一份108人签名的‘抗议书’,说萧军同情托派王实味,让他向中央研究院承认错误,赔礼道歉。萧军一看就火了,不但把他们赶走,还给中央写了‘备忘录’。并将‘备忘录’给‘文抗’的人念了一遍,因为‘文抗’有人签名。又在‘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上’念了一遍。遭到群起反对。当场,他一人舌战群儒,和很多人辩论了六个多小时。直到吴玉章站出来劝解说:‘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,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,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,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,自己先检讨检讨。’萧军主动承认自己有99%的错。丁玲却说我们一点错也没有!100%都是你的错。萧军一气之下走了。”“有一天,听到山下有人喊他,走出窑洞一看是王实味。萧军问:‘你来干嘛’?王在山下大喊说:“萧军,你应该加入共产党!”萧军心想,为了你,我已经遭受了冤屈,你再来添乱,岂不是更乱上加乱!于是将他赶走。此后,萧军便被扣上了同情王实味的帽子。(引王德芬书P114—117)
王实味
萧军在日记中写道:“在王实味的问题上,A、我依旧坚信他在主观上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,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他是一名党员。何氏质疑他主观立场的做法是错误的。B、对王实味进行批评的态度亦不妥当,关键在于我们应将他视为同志还是敌人。(见第476页)
“王实味事件”对萧军刺激很大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帮过他们忙的‘党人’!如今他们为了表现党性,竟不惜来咬我一口,我想到了人底品性!一个党员的品性。”(上P500)“我对此后的态度是这样的:(1)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剩的热情,我一生都将致力于文学创作,决不加入任何党派。(2)对于共产党,我愿意在外界为其效力,因其目前仍是中国进步的政党。我不会因少数人的恶劣行径或其本身的卑劣对我造成伤害,从而损害到该党。(5)若要与党人接近,我必须保持距离和警惕,避免内心交流,拒绝参与任何辩论和说服。(6)我绝不会描写我不愿意描绘的事物。(8)自此次事件起,关于党内人物的曲直是非,我将不再过问,那是他们自己的命运。我将结束所有情感上的纠葛。”(上P492)
“鉴于艺术发展的未来,即便他们能使死者复生,我也坚决不会加入党组织。这次经历,我算是真正学到了谨慎。”(上卷P510)
“我并不反对他人成为党员,然而,我绝不允许我的妻子踏入党的行列。”(见上页P576)
在延安的整风运动期间,萧军因尚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身为党的外部顾问,虽遭遇孤立,却能保持独立创作的自由;而已经加入党组织的王实味则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,不仅人身自由受到剥夺,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张仃和陈布文
在“王实味事件”发生后,萧军与同样未加入党籍的画家张仃展开了一段深入的对话。萧军在其笔记中记录道:“我们共同的观点是,未来杰出的作家,绝不可能仅仅存在于党内。那些只能在党内看到的,大都是一些只会高呼‘万岁’的二、三流人物。而他们所急需的,也正是这类作品。”(见第504页)
1942年10月,有朋友和他又谈到入党问题,萧军是这样想的:“我对他们讲,只要我依旧执着于文学,便不会踏入党派。一旦入党,我将全身心投入政权工作。我的入党与否,并非仅凭个人意愿,而是基于革命大局的考量,看我在哪个领域更为适宜。”“中国共产党似乎还未真正理解作家,也未曾真正尊重与关怀我们,更不用说懂得如何运用我们的才华。我为何要投身其中,自毁前程?他们追求的是政治,而我除了政治,还追求文学——那是更为深远的政治。”(上P627)
他言:“仅需一位作家,此人能将政党的口号与决策穿上艺术的外裳,便能达成既定目标。”(见下页P27)
在毛泽东访问“文抗”之际,萧军在对话中言道:“成为一名革命作家并非易事,而背叛革命同样艰难,原因在于他们怀揣着良知,这与那些单纯投身政治者截然不同……”(见上页260)
“我愿将生命的最后一滴热血,奉献于艺术的追求,而非投身政治的洪流。”(见上P645)
五、萧军之悲
“王实味事件”后,朋友们疏远了萧军,他感到“鸟尽弓藏,兽尽狗烹”,打算到边区各地去旅行,因开不出通行证,只好放弃。一边改写他的长篇小说《第三代》,一边让心渐渐平静下来,并且认真读起《圣经》,“夜间把《约翰福音》读完。《新约》中的每一篇我都已经通读了一遍。《旧约》的部分还需要再深入研读一些。”(上P544)
1943年三月,文抗的作家们纷纷投身于农村、工厂以及前线,亲身体验生活。未能前行的少数作家则转至其他机构,继续参与“整风”活动。“文抗”随之撤销,其在边区文协仅设立了一个通讯处。原址则被改为“中央组织部招待所”。萧军因“同情托派王实味”而四处受限,既无法前往任何地方,也无人敢接纳他,无奈之下,他只能继续留在原地,成为了“中央组织部招待所”的常客。那些从外地调回的同志们,则入住招待所,参与“整风审干运动”。然而,招待所的负责人并未允许萧军夫妇加入整风小组。在边区政府发出“生产自救”的号召后,王德芬加入了纺纱组,而萧军则继续投入到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。
进入12月,王德芬即将临盆,每天往返于山上的窑洞和山下的食堂就餐变得异常艰难。萧军向招待所管理者提出能否将王德芬的餐食送至山上,但管理者断然拒绝:“不行,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权!”面对萧军的解释,称王德芬登山已十分不易,管理者依然固执己见。萧军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的对话:“你们夫妇,还有学委会的成员,不是要求每日三餐都送至窑洞吗?这不就是特权?”管理者情绪激动地反驳:“我是主任,你竟敢质疑我?”最终,他下达了逐客令:“你若不满,大可离去!”萧军回应道:“好,那就离开。”他决定离开招待所,前往农村种田,过上普通百姓的生活,不再享用这种供给,也不愿再忍受这种委屈。
萧军领着待产的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,捆上简单的行李,就去找陕甘宁边区政府。他们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存粮的半地下石窑,一个马槽当水缸,安了家。萧军自己砍柴、担水、开荒,给妻子接生,过起艰难的农家生活。他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去砍柴,怕孩子被狼吃了,只好绑在树上。1943年初,县政府停止供给他粮食,也没有动摇他在乡下生存的决心。他借口粮,借农具,借种子,并提出为边区政府做文化工作,等待答复时,口粮告罄。老乡对他不信任,又“无工可揽”,可见生存之难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现今仿佛置身于泥沼之中,进退两难,唯有咬紧牙关,忍耐着向前爬行!”(下P314)
1944年3月3日,应毛泽东之托,胡乔木陪同县委书记拜访萧军,旨在说服他返回延安。面对妻子的担忧——“这里既无医院也缺药物,孩子生病怎么办?”——萧军无奈之下同意了归去。他在日记中坦诚地记录了回延安的动机——“我向他们坦白了我回延安的初衷——准备加入党组织——他们显然对这种不信任感感到惊讶。”“我大致向他们阐述了这一过程:1. 自从来到乡下,我对革命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。2. 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。3. 现在正是我加入党组织的时机。4. 我来到农村的初衷等等。”“我的感情是私人的,但理性属于人民大众,……我决定服从后者,放弃我个人的不适——这并非易事——这一决定经过了十五年的挣扎!”(下P358)
萧军重返延安,被分配至中央党校三部深造。然而,在党校的学习过程中,他遭遇了一系列事件,这些事件令他在入党的问题上再次产生了退缩。正值党校开展“反省”运动之际,运动中不断有所谓的“叛徒”和“特务”在大会上进行反省。甚至那些曾伤害过他的人,也登上了反省的舞台。他们劝说萧军撰写反省自传或入党申请书。萧军坦言,由于伤害之深,他无法冷静地撰写反省文字;对于入党,他表示需重新考虑,若非十分必要,他宁愿选择成为一名非党共产主义者。“作家”是他的职业,而非政治身份。在夜晚举行的“实事求是”讨论会上,每个人都开始全面否定自己。萧军选择沉默,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表自己的意见(详见P400)。
不久之后,萧军与彭真相遇,他向彭真倾诉了自己过去一个月的所见所感,并就组织问题征求他的意见,恳请他代为考虑。彭真似乎未曾料到萧军对入党之事尚存犹豫,然而,当话题触及此点,他的神色骤然变得庄重,这让萧军难以揣摩其背后的深意。(见下页P391)谈及下乡的经历,萧军的话语引起了彭真的浓厚兴趣,彭真渴望一睹萧军在乡下所写的日记。数日之后,萧军亲自将日记送至彭真的寓所。
萧军在日记中记录道:在这次深入的交谈中,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他首次对我提出批评:“《八月的乡村》一文并无问题,它是革命的作品,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同样具有革命性质,然而你有时似乎与党的立场有所偏离,甚至产生对立……这让我产生了疑虑。同时,我也了解到你结识了一些品行不端之辈,而且你来自东北……这或许与日本人有所关联?”(见下页第405页)
四个月后,彭真归还萧军日记。
又过去了约莫半年的时间,到了1945年2月,彭真邀请萧军进行了一次会面。萧军在其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双方交谈的大致内容:
继而,我们触及到过往的一些事件:如王实味事件、招待所事件等。他感慨道:
“此举实为不妥,竟将朋友变成了对手!”
“我所深感悲痛的,正是这种力量的‘抵消’现象!我可以断言,按照我的性格和经历……对于共产党,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,无论是最低还是最高点……”
“我深信……若是能再忍耐片刻,那就更加完美了……”我们不禁相视而笑。
“我尚未能至‘以德报怨’之境,尚且只能做到‘以直报怨’……此刻,我尚能宽容至三次,然而,若再有第四枪,我定将予以反击!”
“若他真是同性恋者,那第四枪便也应当放过他……”
“尚未适应,毕竟我习惯了直面锋刃,枪口相对的生活。诸如武术之类的技艺,下意识中便会挥拳相向,尽管内心并不情愿。”
“他最终明确提出了主题: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研究,我们深知——即便是通过阅读你的日记,我也深信不疑——你与我同属同志之列。关于你的入党问题,原则上毫无疑义,只是我在为你深思熟虑时,特别关注的是‘纪律’问题,因为这是我们共同遵循的集体规则。”
“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尤为欣慰,因为共产党已明确萧军非其敌对之人,而是朋友与同志……我们共同肩负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责任。至于这一点,我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宜介入。首先,我尚未能妥善驾驭自己的情感;其次,我难以立即割舍对个人自由的享受;再者,我尚未确定文学创作是否应置于首位,而非其他。”
“即使入党,也还是创作,只是公开还是秘密……”
“保密之事,恐难实现;若公之于众,往后工作的利益亦将受限……”
“最终,我的答复是暂缓一年,届时再做决定。”(见下页P653)
整风已结束。在整风运动期间,萧军、罗烽、舒群曾被部分人指控为特务,同时,还有人对萧军与丁玲涉嫌策划“反党”行为提出了指责。——文艺月报、刊物等。萧军心中明镜高悬:“共产党将我安置于此,实则是在进行一场无形的审查!”彭真审阅萧军的日记,显然并非仅代表个人立场,故而他强调“从各方面我们进行考察”。这无疑郑重宣告了延安方面对萧军的立场。
1945年三月,萧军被任命至鲁艺任职。同年六月,边区举行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,文艺领域有意推举萧军、周扬、丁玲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。这充分表明,萧军在延安文艺圈内的地位极为显赫。
9月2日,星期日,高原的夫妇莅临,他们在保安处被拘禁了长达三年,这是我与他们的首次相会。他们向我诉说了狱中的种种不堪:一位女子精神失常,被剥得一丝不挂,关押在窑洞中,浑身沾满了粪便;一位东北人被囚禁了六载,身患肺疾;一位中学校长陷入痴呆,吸烟成瘾,以至于将手指烧得满是燎泡!还有一位东北女子在回答罗迈的问题时,仅以“十五分钟”回应,却因罗迈的“有问必答,言必对题。禁止装死”而选择了上吊自尽,罗迈竟还称其为“死特务”……一位女子被迫与一位科长成婚,生下一子,如今却已离世。一位日本女子成了科长的家仆……他们还详细讲述了夫妻俩被捕并被送往延安的经过……从这些情况来看,我对团结的前景感到无比悲观。(下页P756)
“11月9日,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,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。……”萧军对毛说:“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,掘他们的根……”“他们同意我这意见,也同意我选印鲁迅先生全集。”“最后他郑重告诉我:‘听彭真说,你要入党,我们欢迎,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……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,创造性 ……”“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……”“不要紧,偶尔发发脾气也无妨,这在大团结中就像是小小的摩擦。”在我们一同前往拜访朱德的途中,他笑着如此说道。“他还提到,周扬曾告诉他,你在会议上的发言多次都是准确的。”(见下页第769页)
萧军抵达东北后,遭遇了一趟从酷热到严寒的急剧转变。起初,彭真亲自筹划,将他与家人从张家口迁至哈尔滨。作为东北抗日文学界的杰出代表,萧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,进行了六十余场演讲,场面空前热烈。他被委以重任,担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一职。东北局更是慷慨拨出三两半黄金,资助他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《文化报》。在此期间,他不仅身兼东北文协研究部部长,还深入农村参与土地改革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萧军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,并向凯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在毛泽东的批准下,萧军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。
正当萧军准备效仿孙悟空,戴上象征束缚的“紧箍咒”,全身心投入中共的怀抱之际,东北局却掀起了针对他的批判浪潮。《文化报》被迫停刊,出版社归公,一份《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》剥夺了他所有的职务,并将他下放到抚顺煤矿。紧接着,东北地区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萧军批判活动。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,直至文革落幕,萧军才以“出土文物”的姿态重返文坛。然而,他的一生并未真正融入党的组织生活。萧军的身影虽已渐行渐远,但作家与政党间的关联,仍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深思熟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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