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资平台正规他同样注重给予对方应有的敬意

作者：邢小群

自跨入新千年，中共治理时期的延安历史研究逐渐成为热门领域。众多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珍贵的回忆录接连问世，学界对此的关注热度持续攀升。深入挖掘第一手史料，无疑是推动研究迈向新境界的关键。在此领域，《萧军延安日记1940—1945》（牛津出版社，2013年版）的公开发表，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。

理由有三：

一是这部日记是当时同步的笔录，非后续的追忆之笔，因而其真实性更为可靠。日记内容逐日记载，始于1940年8月15日，终至1945年11月10日，分为上下两卷，总计百万余言，篇幅堪称空前。

二是作者笔耕不辍，其动机并非为了博取众人关注，而是旨在自我积累感悟，留存一份人生的智慧备忘。因此，在记录见闻时，作者直言不讳，将思想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。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思想、文化等领域，以及人际关系、情感纠葛，细节丰富，气象万千，色彩斑斓，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、具体、感性地去了解延安文化。

三是作者身份特殊，既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很多直接交往，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涡，又尚未加入中共，保持着独立作家的客卿身份，臧否人事，无拘无束。

萧军（中）在讲武堂

自1937年中国共产党接管延安以来，逐步构建起一套党、政、军、民、学等各界均由党统一领导的体制。在这一体制之下，作家和艺术家纷纷申请加入中共，形成了一股潮流。众多青年纷纷奔赴延安，积极寻求加入党组织；更有甚者，历经重重困难，从国统区远赴延安接受审查，以期恢复党籍。然而，也有几位知名的文艺家在延安并未萌生入党的念头，如诗人塞克、音乐家贺绿汀、画家张仃，以及萧军。萧军在日记中，细致地记录了自己在入党问题上的思想挣扎和情感起伏。本文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。

一、作家不是属员

萧军，东北辽宁人士，本名刘鸿霖，诞生于1907年。1935年，他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问世，赢得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赞誉与热荐，自此声名鹊起，蜚声文坛。

鲁迅离世之际，抗日战争随之爆发。1938年，萧军心生前往五台山开展游击战的念头，却因交通封锁而滞留延安长达半个月之久。在此期间，毛泽东先生曾亲临招待所进行拜访。

1940年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向萧军透露，他已被列入重庆国民党的黑名单。在董必武等人的精心安排下，萧军携妻子与女儿重返延安，由此开启了长达五年的延安岁月。

萧军、王德芬于延安桥儿沟

抗日斗争是彼时中华民族的首要使命，萧军作为最早推出抗日文学作品的左翼作家，声名远播。抵达延安后，他即被分配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，亦即“文协”。在此之前，他曾当选为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（简称“文抗”）成都分会的理事，抵达延安后，则荣任“文抗”延安分会的理事。在那个时期，实行的是供给制，尽管生活水准并不奢华，但萧军却得以温饱无虞。

萧军在给胡风的信中提及：“此地的居住条件颇具优势：首当其冲，衣食住行无需担忧；再者，无需频繁躲避警报；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少有突如其来的灾难，夜晚无需关门，便能安心入睡。然而，我依旧觉得这里并非我的归宿，内心总是渴望去往更远的地方。有些人一到此地便深深扎根，并预备着继续生长，例如周文便是如此。”（见P89）

萧军到延安后受到各界重视，许多集会都请他到场发言。当时萧军从思想上愿意逐步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，但是在组织上却无意入党。他对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纪律约束，对首先是党员，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。他在人格上仍然师从鲁迅，保持着明确的作家独立意识。他提醒自己在延安从事文艺运动“ 勿甘心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，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”（上P12）他在日记中说：“我不愿成为他人衬托的存在。展望未来文坛，那些才华横溢且颇具骨气的作家，恐怕都不会归属于国民党或共产党，这两个党派中留下的，可能只是些平凡之辈！我感受到，在党的氛围中，形式主义、机械主义、官僚主义和人情主义盛行。”“这里渴望入党的人众多，他们夜不能寐，泪流满面，实属可怜。”（上P1）

真正的艺术家在精神上往往是孤独的。曾有一次，他对好友舒群坦言：“你或许会像柴霍夫那样，成为人类的知己，因为你总能与人亲近……而我，恐怕更像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，我越来越感到孤独，也越来越渴望向人类传递教诲……人们对于这样的人，总是保持着一种遥远的敬意。”（P123）

“身为一名作家，我不仅致力于推动社会的进步，更肩负着监督社会的重任。我追求与众人平等，既不渴望成为领导者，亦不愿受人支配……这里的‘权位’氛围过于浓重……（见上页P129）。萧红时常给予我鼓励，她是一位兼具正义感和文艺气息的杰出人物。”（见上页P130）

曾留学法国的作家李又然曾对萧军倾诉：“毛主席待我，真是与众不同啊！——他屡次询问我——我与他的关系，建立在深厚的人情之上。”萧军听后，虽口头上应允，心中却不禁暗自哀叹：权势者的一丝温情，对受者而言竟是如此宝贵！人类这种感恩的情感，既珍贵又令人感到几分悲哀。（见上P424）

毛泽东对萧军的《论终身大事》一文给予了赞扬，萧军起初内心充满喜悦，但很快便自省道：“这或许是一种缺乏自主的感恩情绪。”（上P432）

萧军时常向亲朋好友表达他的坚定信念：“无论身处何时，一个人都不应放弃自身的尊严，‘堕落’不过是自我毁灭。”（上P18）“我们这类人并不适宜长久停留于此……然而，当前的环境实在难以改变……”（上P53）“欧阳山投身宣传部的工作，这让我在感情上再次受到了冲击。我决心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，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作家。”

“作家虽无需摆出傲慢的姿态，却绝不可丧失自身的身份认同，沦为一名普通的下属。”（上P130）

“我的伴侣，他属于民族，而我，属于全人类。我肩负着将整个人类的文化、文学引向正轨的重任，为其指引方向，奠定基石。这份雄心壮志将驱使我不断向前，却也可能在途中将我压垮。”（上P357）

毛泽东先生对我，仅知晓我为一介忠良，性格豪迈、忠诚坦率，充满力量。至于其他，便不得而知了，这或许是因为他未曾读过我的“作品”，故而未能洞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”（上P479）

丁玲

与此同时，萧军与部分党员之间产生了矛盾与冲突，这让他深感伤害。在与丁玲谈及自己的感受时，他直言不讳：“我所遭遇的几位党员，他们总是对我造成伤害，从上海左联时期至今，我无法不对他们心生厌恶，尽管我所厌恶的只是个别之人。此外，我对这里的氛围也感到格格不入，迟早我必须离开，因为它正在损害我的精神自尊。他们——这些党员——似乎总怀有一种观念，即乐于助人、养活他人，而非寻求他人的帮助，这实在令人悲哀。……我并不愿意像所谓的‘士’那样受人供养，我能够自食其力，我渴望构建属于我自己的精神空间……”（上P129）

在河畔，萧军与丁玲并肩洗着衣物。目光相触间，他的内心涌动着思绪：“她心系她的党，甚至愿意向那些最不齿的党人屈服；而我，我珍视我应有的自由，我绝不愿意将这仅存的一丝自由也献予党。”（见页码P80）

在延安，萧军不仅致力于创作其长篇小说《第三代》，还深入探究延安及边区的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动态，撰写了一系列杂文、剧作、诗歌等作品。他热心投身于“文艺月会”的筹备工作，创办了《文艺月报》，并创立了“鲁迅研究会”，担任《鲁迅研究丛刊》的主编，组织了星期文艺学园，为文艺爱好者授课。1941年，他更是荣膺边区参议员的职务。作为一位知名人士，他频繁受邀参加各类会议，并在会上发表演讲。他言辞直率而犀利，从不掩饰锋芒，因此树敌众多。然而，他坚信自己的真诚。

萧军曾感慨道：“在延安，对我持有敌意的，言语间流露出不满；而对我表示同情的，却只能深藏于心。”“我逐一盘点着我的对立者，仿佛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：首先，是郭沫若所代表的势力；接着，是田汉的系统；随后，是阳翰笙的阵营；再来，则是国民党的势力；紧接着，是成仿吾的系统；随后，是周扬的团体；然后，是萧三的势力；紧接着，是山西阎锡山的集团；最后，是茅盾的系统。”（见第99页）。

萧军曾深思：“面对革命政党中的败类，固然应与之抗争，却绝不能波及整个党派！美与丑，总在相互依存中并存；往往，美丽的花朵是在丑陋的污秽中孕育而生。”“共产党人中，有人曾伤害我、羞辱我、忽视我……然而，我对党的信任并未动摇，反而愈发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卑劣、平庸、危机……但这更让我难以割舍……我必须坚持斗争！”“我对这些共产党人的个人期望已不再过高，因为我更加了解他们。他们大多平庸，缺乏独立的精神，缺乏教养，长期受制于旧社会的熏陶，是那些在旧社会中被培养出来的相对优秀之人。他们的能力也仅限于此。他们仍在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……”（见上页P71—72）

萧军与丁玲因《文艺月报》之事发生争执。他心中暗想：“或许他们现在不再需要我们，党内的团结已渐成气候。”对于党外身份，他极为敏感，原本融洽的交往一旦出现分歧，便迅速萌生内外有别的念头。尽管如此，他并未打算从党外转至党内。“我无需在那些‘党人’中间寻觅‘友谊、公正、同情’。”（见P120）

总而言之，萧军在前两年的延安生活中，将自己的人格定位在独立之精神，并力求在思想上超越任何党派之界限。

二、延安令他反感。

在萧军的《日记》中，记载了诸多在延安目击的负面现象，既有个人经历中的不快，亦有关注他人遭遇时的愤慨与不平。

某日，萧军前往合作社购置物品，途中经过一座坡地，只见山上警卫营的士兵正往下投掷石块。萧军遂上前质问，却遭一士兵拦阻，不准其离开。他欲求见长官，亦被拒绝。士兵称其不够资格见毛主席，洛甫亦不允许其登门。情急之下，萧军欲与之动武，亦遭对方拒绝。他愤慨地说道：“这简直是流氓行径！”情绪激动的萧军找到洛甫投诉。尽管那名士兵受到了批评，但他内心却深感受伤：“我感到这些人根本不是‘八路军’，简直就是一群低级的野兽！他们身上看不到一丝教养的痕迹！我不相信他们对老百姓会不进行欺压！就凭他们在‘中央’门前如此行径，其他地方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 “我必须离开这里，因为这里给我的侮辱和伤害是我从未经历过的。而且，我无法发出任何声音！”“我宁愿去国民党监狱住下！因为那些人是敌人！我不愿再在这里接受所谓的‘优待’！”（上P28）

曾有一回，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“悬挂于洞穴中的横梁之上，已是整整一昼夜”，萧军前去说情，起初遭到拒绝，最终方才得以释放。他愤然写道：“我对这些小党人厌恶至极，他们既无能为力，又品行不端，还装模作样，若有良机，我必痛斥他们一番”。（见上126页）“我必坚守本心，与世俗之风进行不懈的斗争！”

初抵延安之际，草明女士遭遇了萧军对她及孩子的安置不满，孩童不幸染病，萧军因而愤慨不已，直言“离去的决心再次燃起”。他下定决心，在延安的逗留“最多不会超过两年”。

他感慨道：“我衷心期盼革命能够取得胜利，我愿意看到他们茁壮成长……然而，我忧虑这里的医院、传达室、戏院、饭馆……无不显露着官僚气息、混乱无序、粗俗不堪、缺乏教养……唉！丑恶似乎在此汇聚！”（上P174）

“午后，我来到了河西谷，尽情游玩了许久。途中偶遇一位尊贵人物的妻子，她驾驭骏马疾驰而去，目的地是高级干部休养所。然而，此地竟无作家专属的休养之所。看来，无论身处何方的特权阶层，总是不吝啬于将最优质的资源留给自己。”（上P175）

萧军探访即将临盆的妻子芬，返程后感慨良多，于笔下勾勒出医院里的种种丑态：“午后，我探访了芬，在医院中耳闻了许多令人不齿之事！（1）有些人自诩为‘小鬼’的母亲，日复一日，五次往返于厨房，烹煮各式佳肴，罐头、牛乳、鸡蛋、香肠一应俱全，就连馒头也是洁白如雪。（2）据‘小鬼’所述，她们家购买鸡蛋时，往往以筐为单位，每日清晨以牛乳、鸡蛋和饼干为早餐。（3）那些产后的女性，生产时不仅有专人照看，门前更配有持枪卫兵守护。产后，她们大摆宴席，邀请宾客。就医时，她们总是乘坐汽车直入医院，不拘时间。（4）一位法院院长的妻子独享单间，彭家伦的妻子生产时也如此。总务人员烟不离手，购买十几元一斤的鱼，各式蔬菜更是从西安等地运来……尽管他们的津贴不过区区四元或五元。我深知，这种丑恶现象无处不在，这也让我明白，中国革命的征途仍然漫长。（上P200）

萧军目光锐利，不容沙粒蒙尘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他深感自己与党的距离非但没有拉近，反而在不断拉远。

三、毛泽东的礼遇

萧军，一位自负之人，将自身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，比作高尔基与列宁间的纽带。他言道：“列宁对高尔基的尊敬，并非偶然，高尔基之所以能与俄共产党携手，与其说是出于共同的信仰，不如说是基于深厚的私人情谊。”（上P207）他对延安的情形颇有微词，认为“他们未能真正理解‘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’的精髓，未能充分发挥党内外人士的长处，使之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。”（上P208）他渴望为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人提供援助，突然想起要与洛甫、陈云等人再进行一次交流，但又觉得此举或许徒劳无功，于是决定直接寻找毛泽东……“我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位破冰者。”（上P211）

于是，萧军向毛泽东致信，恳请进行一次面谈。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：“我需将诸多事宜向上反映，同时亦需深入剖析自我。我必须洞察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，以便确定我未来的立场与抉择。……我愿化身堂·吉诃德，为那些微不足道者伸张正义，此任务非我莫属。唯有伟大的行为方能孕育伟大的作品，唯有伟大的精神方能成就伟大的事业。我决心勇敢地承担起人类守护者与监督者的重任，我能够！”（上页P212）

生活琐屑，精神受到压迫。”毛泽东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关切，并询问：“为何不能为作家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？”萧军认为毛泽东对此类问题“感到非常忧虑”，并举例说明，“从文协负责人是谁都不知道，丁玲的工作调动不知情，对艾青、罗烽等人的到来也不了解，就是证明。”（见第225页）毛泽东的及时回应让萧军对他产生了好感，并感到亲切。随后，萧军还向毛泽东写信，反映招待所条件艰苦，以及文协女秘书因提水而提前分娩的情况。

萧军此时甚至萌生了影响和塑造毛泽东的念头，他在信中附上了12期月报，并表达了新年假期拜访的意愿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若要改变所有党员的卑俗倾向，必先从改变他本人入手。”（上P361）为了深入了解共产党，他潜心研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著作，并购买了联共布党史。同时，他坦承自己崇拜的偶像在思想领域包括苏格拉底、耶稣、马克思和列宁。（上Ｐ357）

萧军性格感性，与周扬意见不合，撰写了反驳文章，却未能发表于《解放日报》，此事令他倍感挫折，遂决意离开延安。1941年7月下旬，他向毛泽东请辞。在毛泽东询问缘由时，萧军倾诉了延安文艺界的派系之争及个人苦闷。他还向毛泽东询问：“党是否有文艺政策？”毛泽东立刻挽留他，并请他协助搜集文艺界的意见，为即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做好准备。在此期间，萧军与毛泽东的见面和通信变得尤为频繁。

在那个时期，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均处于僵持状态，延安则成为了相对稳固的后方基地。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决策权，从而拥有了思考军事之外事务的闲暇时光。萧军的一次不经意提问，触发了毛泽东撰写一篇重要文章的灵感。他着手制定党的文艺政策，而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献，便是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这篇讲话最初影响了党内及解放区的文艺方针，随后又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文艺政策。这一影响程度，远远超出了提问者萧军的预期。

王德芬回忆，毛泽东曾突然对萧军提出：“萧军同志，你考虑过转换职业吗？”“转换什么职业？”“加入党组织，担任公职。”萧军回应道：“我性格中过于追求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，就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，难以忍受束缚，恐怕届时连我自己也难以控制。我宁愿保持党外身份，继续前行。感谢您的认可！”毛泽东则表示：“你若何时想通，随时可以提出，我们随时欢迎。”

萧军心想，“毋庸置疑，若我投身党组织，不出十年，定能攀升至高位，然而我并不情愿。我害怕屈服或放弃那自由之身，用以猛烈抨击恶势力。我深知这将使我变得庸俗，乃至在文学领域自我毁灭。我还是选择在文学的旅途中继续前行。”（上249）

萧军与毛泽东的交流频繁，其中一次深入的交谈持续了五六个小时。毛泽东感慨地说：“我真是太不自由了，一切都得听‘决定’！每个字都要经过讨论……”他回忆起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时，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：“那时候，我只需提起手提包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……”萧军回应道：“正因如此，即便我三年未曾接受官职，这份职业若非有毛主席的扶持，恐怕我也难以维持……”萧军深知毛泽东对他的理解。他在日记中坦诚写道：“我无需隐瞒什么，因为我并无他求。对于所有人，我都能交心便交心，不能则罢。”（见上P453）

毛泽东在处理党内与党外的交往时，态度迥异。在党内，他秉持威严；而在党外，则显得格外谦恭。不仅对待萧军如此，在与其他党外资深人士或知名人士的互动中，他同样注重给予对方应有的敬意。

在性格层面上，毛泽东或许对萧军那独具特色的独立性格颇感认同，萧军的坦荡与直率更成为了他洞察真实情况的重要途径。因此，毛泽东当时欣然与萧军建立了非同寻常的私人友谊。据萧军的日记所述，他出入毛泽东的住所颇为方便，甚至有时会一同参与打麻将。记得有一次，李讷生病，毛泽东面露疲惫，却仍耐心倾听萧军那连绵不绝的言辞。

丁玲恢复党籍遇到麻烦，很痛苦。萧军让她冷静，不要冲动。他说：“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……这不能比恋爱，也不能比结婚……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，结一百次婚，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……”（上Ｐ51）萧军对入党问题是认真的，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。反过来他对毛泽东说：“你们在政治上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她，她是我们党中难得的瑰宝，她代表着这个时代女性在信仰的十字架上承受苦难……”他感慨地说，毛泽东“似乎也被我的这番话所触动。”（见上452）

有一次在毛泽东那里，吃了两盅酒，萧军对毛说：“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……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、丁玲、瞿秋白一些事，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看是不满意的。”毛说：“我在党内曾遭受过十一次处分，但我始终未曾发表任何意见，未曾向他人透露我的想法，因为那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……”“的确如此！比如说，你我之间的对话也是有边界的，假如你不是肩负重任的人，我们或许能从手淫话题聊到人生哲学……而现在，你已不再完全属于自己。”萧军感慨地说，他从鲁迅那里学到了坚强，而从毛泽东这里则学得了柔韧。（上P403—404）

但是，萧军对毛泽东还是有误读。1942年3月杨家岭解放日报召开座谈会。毛泽东在场，博古有个检查。而后，萧军第一个发言。他说：“博古同志提到党报党性不足，我个人却觉得它过于强烈，近乎孤立的火车头，失去了列车的陪伴。在边区办报，我认为应适应现有环境来决定其形态……党的政策是统一战线，但这份报纸似乎并未遵循这一路线……我期望未来的《解放日报》能更具魄力，视野更开阔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携手合作。”（见上页P433）此次座谈会的背景是毛泽东对《解放日报》的“党性不强”表示强烈不满，而萧军的观点与毛泽东相左。

许广平、萧红、萧军（自左至右，后排）与海婴于1937年新春伊始，于鲁迅先生墓畔合影留念。

四、王实味事件

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然落幕，然而，原本计划踏上旅途的萧军却未能成行。这背后的原因，在于他对王实味事件的干预。

昔日，王实味于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野百合花》等文，犀利地指出了延安某些阴暗之处，此举激起了党内激烈的批评。面对指责，王实味心中不平，愤而提出退党之请。李又然遂托萧军向毛泽东求情。萧军拜访毛时，毛起初似乎显得疲惫且略显烦躁，或许是对他多此一举感到厌烦，然而萧军却并未理会这些，他严肃地将自己的意见向毛表达。毛回应道：“我党有规定，入党无自由，退党则有自由……若他执意退党，我们亦无可奈何……其中恐怕还有其他问题。”（见上P487—488）据王德芬回忆，毛泽东曾对萧军言：“听闻王实味涉嫌托派，调查正在进行。此事你最好置身事外。”

萧军本来已经不准备再介入。中央研究院通知“文抗”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。萧军进了大礼堂，几百人围了一圈，王实味坐在一个躺椅上，苍白细瘦病歪歪的。大家向他提出质问，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，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，七嘴八舌乱乱哄哄，秩序很乱。此时“一个女人叫嚷叫他去自杀……”萧军不能忍受，终于发言：“主席，这是不行的，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大家再反驳他……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呀……！你有理论还怕他说话吗？”但他的发言被打断。萧军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对王德芬说：“这他妈的开会的什么会，简直像狗打架倒屎盆，哪像个最高学府！”“不料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，向党组织汇报了。过了几天，中央研究院的人拿来一份108人签名的‘抗议书’，说萧军同情托派王实味，让他向中央研究院承认错误，赔礼道歉。萧军一看就火了，不但把他们赶走，还给中央写了‘备忘录’。并将‘备忘录’给‘文抗’的人念了一遍，因为‘文抗’有人签名。又在‘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上’念了一遍。遭到群起反对。当场，他一人舌战群儒，和很多人辩论了六个多小时。直到吴玉章站出来劝解说：‘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，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，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，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，自己先检讨检讨。’萧军主动承认自己有99%的错。丁玲却说我们一点错也没有！100%都是你的错。萧军一气之下走了。”“有一天，听到山下有人喊他，走出窑洞一看是王实味。萧军问：‘你来干嘛’？王在山下大喊说：“萧军，你应该加入共产党！”萧军心想，为了你，我已经遭受了冤屈，你再来添乱，岂不是更乱上加乱！于是将他赶走。此后，萧军便被扣上了同情王实味的帽子。（引王德芬书P114—117）

王实味

萧军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在王实味的问题上，A、我依旧坚信他在主观上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，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他是一名党员。何氏质疑他主观立场的做法是错误的。B、对王实味进行批评的态度亦不妥当，关键在于我们应将他视为同志还是敌人。（见第476页）

“王实味事件”对萧军刺激很大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帮过他们忙的‘党人’！如今他们为了表现党性，竟不惜来咬我一口，我想到了人底品性！一个党员的品性。”（上P500）“我对此后的态度是这样的：（1）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剩的热情，我一生都将致力于文学创作，决不加入任何党派。（2）对于共产党，我愿意在外界为其效力，因其目前仍是中国进步的政党。我不会因少数人的恶劣行径或其本身的卑劣对我造成伤害，从而损害到该党。（5）若要与党人接近，我必须保持距离和警惕，避免内心交流，拒绝参与任何辩论和说服。（6）我绝不会描写我不愿意描绘的事物。（8）自此次事件起，关于党内人物的曲直是非，我将不再过问，那是他们自己的命运。我将结束所有情感上的纠葛。”（上P492）

“鉴于艺术发展的未来，即便他们能使死者复生，我也坚决不会加入党组织。这次经历，我算是真正学到了谨慎。”（上卷P510）

“我并不反对他人成为党员，然而，我绝不允许我的妻子踏入党的行列。”（见上页P576）

在延安的整风运动期间，萧军因尚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身为党的外部顾问，虽遭遇孤立，却能保持独立创作的自由；而已经加入党组织的王实味则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，不仅人身自由受到剥夺，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张仃和陈布文

在“王实味事件”发生后，萧军与同样未加入党籍的画家张仃展开了一段深入的对话。萧军在其笔记中记录道：“我们共同的观点是，未来杰出的作家，绝不可能仅仅存在于党内。那些只能在党内看到的，大都是一些只会高呼‘万岁’的二、三流人物。而他们所急需的，也正是这类作品。”（见第504页）

1942年10月，有朋友和他又谈到入党问题，萧军是这样想的：“我对他们讲，只要我依旧执着于文学，便不会踏入党派。一旦入党，我将全身心投入政权工作。我的入党与否，并非仅凭个人意愿，而是基于革命大局的考量，看我在哪个领域更为适宜。”“中国共产党似乎还未真正理解作家，也未曾真正尊重与关怀我们，更不用说懂得如何运用我们的才华。我为何要投身其中，自毁前程？他们追求的是政治，而我除了政治，还追求文学——那是更为深远的政治。”（上P627）

他言：“仅需一位作家，此人能将政党的口号与决策穿上艺术的外裳，便能达成既定目标。”（见下页P27）

在毛泽东访问“文抗”之际，萧军在对话中言道：“成为一名革命作家并非易事，而背叛革命同样艰难，原因在于他们怀揣着良知，这与那些单纯投身政治者截然不同……”（见上页260）

“我愿将生命的最后一滴热血，奉献于艺术的追求，而非投身政治的洪流。”（见上P645）

五、萧军之悲

“王实味事件”后，朋友们疏远了萧军，他感到“鸟尽弓藏，兽尽狗烹”，打算到边区各地去旅行，因开不出通行证，只好放弃。一边改写他的长篇小说《第三代》，一边让心渐渐平静下来，并且认真读起《圣经》，“夜间把《约翰福音》读完。《新约》中的每一篇我都已经通读了一遍。《旧约》的部分还需要再深入研读一些。”（上P544）

1943年三月，文抗的作家们纷纷投身于农村、工厂以及前线，亲身体验生活。未能前行的少数作家则转至其他机构，继续参与“整风”活动。“文抗”随之撤销，其在边区文协仅设立了一个通讯处。原址则被改为“中央组织部招待所”。萧军因“同情托派王实味”而四处受限，既无法前往任何地方，也无人敢接纳他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继续留在原地，成为了“中央组织部招待所”的常客。那些从外地调回的同志们，则入住招待所，参与“整风审干运动”。然而，招待所的负责人并未允许萧军夫妇加入整风小组。在边区政府发出“生产自救”的号召后，王德芬加入了纺纱组，而萧军则继续投入到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。

进入12月，王德芬即将临盆，每天往返于山上的窑洞和山下的食堂就餐变得异常艰难。萧军向招待所管理者提出能否将王德芬的餐食送至山上，但管理者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，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权！”面对萧军的解释，称王德芬登山已十分不易，管理者依然固执己见。萧军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的对话：“你们夫妇，还有学委会的成员，不是要求每日三餐都送至窑洞吗？这不就是特权？”管理者情绪激动地反驳：“我是主任，你竟敢质疑我？”最终，他下达了逐客令：“你若不满，大可离去！”萧军回应道：“好，那就离开。”他决定离开招待所，前往农村种田，过上普通百姓的生活，不再享用这种供给，也不愿再忍受这种委屈。

萧军领着待产的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，捆上简单的行李，就去找陕甘宁边区政府。他们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存粮的半地下石窑，一个马槽当水缸，安了家。萧军自己砍柴、担水、开荒，给妻子接生，过起艰难的农家生活。他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去砍柴，怕孩子被狼吃了，只好绑在树上。1943年初，县政府停止供给他粮食，也没有动摇他在乡下生存的决心。他借口粮，借农具，借种子，并提出为边区政府做文化工作，等待答复时，口粮告罄。老乡对他不信任，又“无工可揽”，可见生存之难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现今仿佛置身于泥沼之中，进退两难，唯有咬紧牙关，忍耐着向前爬行！”（下P314）

1944年3月3日，应毛泽东之托，胡乔木陪同县委书记拜访萧军，旨在说服他返回延安。面对妻子的担忧——“这里既无医院也缺药物，孩子生病怎么办？”——萧军无奈之下同意了归去。他在日记中坦诚地记录了回延安的动机——“我向他们坦白了我回延安的初衷——准备加入党组织——他们显然对这种不信任感感到惊讶。”“我大致向他们阐述了这一过程：1. 自从来到乡下，我对革命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。2. 中国革命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。3. 现在正是我加入党组织的时机。4. 我来到农村的初衷等等。”“我的感情是私人的，但理性属于人民大众，……我决定服从后者，放弃我个人的不适——这并非易事——这一决定经过了十五年的挣扎！”（下P358）

萧军重返延安，被分配至中央党校三部深造。然而，在党校的学习过程中，他遭遇了一系列事件，这些事件令他在入党的问题上再次产生了退缩。正值党校开展“反省”运动之际，运动中不断有所谓的“叛徒”和“特务”在大会上进行反省。甚至那些曾伤害过他的人，也登上了反省的舞台。他们劝说萧军撰写反省自传或入党申请书。萧军坦言，由于伤害之深，他无法冷静地撰写反省文字；对于入党，他表示需重新考虑，若非十分必要，他宁愿选择成为一名非党共产主义者。“作家”是他的职业，而非政治身份。在夜晚举行的“实事求是”讨论会上，每个人都开始全面否定自己。萧军选择沉默，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表自己的意见（详见P400）。

不久之后，萧军与彭真相遇，他向彭真倾诉了自己过去一个月的所见所感，并就组织问题征求他的意见，恳请他代为考虑。彭真似乎未曾料到萧军对入党之事尚存犹豫，然而，当话题触及此点，他的神色骤然变得庄重，这让萧军难以揣摩其背后的深意。（见下页P391）谈及下乡的经历，萧军的话语引起了彭真的浓厚兴趣，彭真渴望一睹萧军在乡下所写的日记。数日之后，萧军亲自将日记送至彭真的寓所。

萧军在日记中记录道：在这次深入的交谈中，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他首次对我提出批评：“《八月的乡村》一文并无问题，它是革命的作品，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同样具有革命性质，然而你有时似乎与党的立场有所偏离，甚至产生对立……这让我产生了疑虑。同时，我也了解到你结识了一些品行不端之辈，而且你来自东北……这或许与日本人有所关联？”（见下页第405页）

四个月后，彭真归还萧军日记。

又过去了约莫半年的时间，到了1945年2月，彭真邀请萧军进行了一次会面。萧军在其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双方交谈的大致内容：

继而，我们触及到过往的一些事件：如王实味事件、招待所事件等。他感慨道：

“此举实为不妥，竟将朋友变成了对手！”

“我所深感悲痛的，正是这种力量的‘抵消’现象！我可以断言，按照我的性格和经历……对于共产党，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，无论是最低还是最高点……”

“我深信……若是能再忍耐片刻，那就更加完美了……”我们不禁相视而笑。

“我尚未能至‘以德报怨’之境，尚且只能做到‘以直报怨’……此刻，我尚能宽容至三次，然而，若再有第四枪，我定将予以反击！”

“若他真是同性恋者，那第四枪便也应当放过他……”

“尚未适应，毕竟我习惯了直面锋刃，枪口相对的生活。诸如武术之类的技艺，下意识中便会挥拳相向，尽管内心并不情愿。”

“他最终明确提出了主题：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研究，我们深知——即便是通过阅读你的日记，我也深信不疑——你与我同属同志之列。关于你的入党问题，原则上毫无疑义，只是我在为你深思熟虑时，特别关注的是‘纪律’问题，因为这是我们共同遵循的集体规则。”

“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尤为欣慰，因为共产党已明确萧军非其敌对之人，而是朋友与同志……我们共同肩负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责任。至于这一点，我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宜介入。首先，我尚未能妥善驾驭自己的情感；其次，我难以立即割舍对个人自由的享受；再者，我尚未确定文学创作是否应置于首位，而非其他。”

“即使入党，也还是创作，只是公开还是秘密……”

“保密之事，恐难实现；若公之于众，往后工作的利益亦将受限……”

“最终，我的答复是暂缓一年，届时再做决定。”（见下页P653）

整风已结束。在整风运动期间，萧军、罗烽、舒群曾被部分人指控为特务，同时，还有人对萧军与丁玲涉嫌策划“反党”行为提出了指责。——文艺月报、刊物等。萧军心中明镜高悬：“共产党将我安置于此，实则是在进行一场无形的审查！”彭真审阅萧军的日记，显然并非仅代表个人立场，故而他强调“从各方面我们进行考察”。这无疑郑重宣告了延安方面对萧军的立场。

1945年三月，萧军被任命至鲁艺任职。同年六月，边区举行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，文艺领域有意推举萧军、周扬、丁玲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。这充分表明，萧军在延安文艺圈内的地位极为显赫。

9月2日，星期日，高原的夫妇莅临，他们在保安处被拘禁了长达三年，这是我与他们的首次相会。他们向我诉说了狱中的种种不堪：一位女子精神失常，被剥得一丝不挂，关押在窑洞中，浑身沾满了粪便；一位东北人被囚禁了六载，身患肺疾；一位中学校长陷入痴呆，吸烟成瘾，以至于将手指烧得满是燎泡！还有一位东北女子在回答罗迈的问题时，仅以“十五分钟”回应，却因罗迈的“有问必答，言必对题。禁止装死”而选择了上吊自尽，罗迈竟还称其为“死特务”……一位女子被迫与一位科长成婚，生下一子，如今却已离世。一位日本女子成了科长的家仆……他们还详细讲述了夫妻俩被捕并被送往延安的经过……从这些情况来看，我对团结的前景感到无比悲观。（下页P756）

“11月9日，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，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。……”萧军对毛说：“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，掘他们的根……”“他们同意我这意见，也同意我选印鲁迅先生全集。”“最后他郑重告诉我：‘听彭真说，你要入党，我们欢迎，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……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，创造性 ……”“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……”“不要紧，偶尔发发脾气也无妨，这在大团结中就像是小小的摩擦。”在我们一同前往拜访朱德的途中，他笑着如此说道。“他还提到，周扬曾告诉他，你在会议上的发言多次都是准确的。”（见下页第769页）

萧军抵达东北后，遭遇了一趟从酷热到严寒的急剧转变。起初，彭真亲自筹划，将他与家人从张家口迁至哈尔滨。作为东北抗日文学界的杰出代表，萧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，进行了六十余场演讲，场面空前热烈。他被委以重任，担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一职。东北局更是慷慨拨出三两半黄金，资助他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《文化报》。在此期间，他不仅身兼东北文协研究部部长，还深入农村参与土地改革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萧军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，并向凯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在毛泽东的批准下，萧军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。

正当萧军准备效仿孙悟空，戴上象征束缚的“紧箍咒”，全身心投入中共的怀抱之际，东北局却掀起了针对他的批判浪潮。《文化报》被迫停刊，出版社归公，一份《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》剥夺了他所有的职务，并将他下放到抚顺煤矿。紧接着，东北地区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萧军批判活动。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，直至文革落幕，萧军才以“出土文物”的姿态重返文坛。然而，他的一生并未真正融入党的组织生活。萧军的身影虽已渐行渐远，但作家与政党间的关联，仍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深思熟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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